曹雅學: 天安門運動與六四屠殺的全景記錄者 - 吳仁華採訪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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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4日訊】

曹雅學女士是英文網站chinachange.org的創辦人兼編輯。這篇文章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曹雅學按:吳仁華先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86年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1989年時,他和政法大學另外兩名年輕教師(劉蘇里和陳小平)帶領學生上街,用他自己的話說,「從頭到尾參加了天安門運動。」 他是6月4日早上最後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數千抗議者之一,並在從天安門廣場徒步返校的途中,目睹了六部口解放軍坦克軋人的慘烈場面。1990年2月,他冒着生命危險,從珠海跳海偷渡至澳門,後經香港來到美國,在接下來的15年裏擔任《新聞自由導報》(現已停刊) 的總編輯。作為一個歷史文獻學者和六四親歷者,吳仁華先生從屠殺發生之時便已開始搜集資料,多年不輟。2005年至2014年期間,吳仁華先生先後寫作出版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2007) 和《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2009),以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2014)。這三本書一道,構成了對1989年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屠殺的全面記錄。我今年4月24日和25日在洛杉磯採訪了吳仁華先生。上半部分我們討論他的著述,特別以他對戒嚴部隊的研究為重點。

曹:從事六四研究是您很早就做出的一個決定嗎?

吳:是的。一是因為我本人是一個1989年民主運動的親歷者,二是因為我是一個歷史文獻學者,我從1978年2月至1986年6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讀完本科和研究生,這個專業就是我們傳統上所說的「國學」。 1986年北大畢業後我在中國政法大學從事歷史文獻的工作。因為這樣的背景,我在親歷六四期間就已感到我必須把這樣一件不僅影響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世界格局的大事記錄下來。這本身也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職責。

中共建政以來,歷史不是被掩蓋就是被扭曲。我們從事歷史文獻的人更加重視記錄,何況天安門運動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街頭運動和公民運動,而且那場屠殺那麼慘絕人寰,震驚世界。所以屠殺之後我就發願,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不能讓它被遺忘。

曹:到目前為止您出版了三本書。告訴我們一下這三本書的內容。

吳:我的六四研究分兩大部分,一個是搜集資料的部分,一個是寫作的部分。對歷史研究來說,收集資料的過程更加艱難,耗時更長,寫作的過程反而相對短些。收集資料的工作從我90年抵達香港的時候就開始了。寫作是從2005年我結束了《新聞自由導報》的工作後開始的。在我擔任《導報》總編輯15年期間,工作非常繁忙,沒有完整的時間從事寫作,但是在這15年中收集資料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

第一本書是在2007年5月出版的,書名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當時時間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也不是一個新聞熱點,不是一個很好的出版時機,沒有一個正規的出版社願意出版。他們認為這種書已經沒有多少市場、沒有多少讀者感興趣了。我和香港一些出版商談判,他們給的條件非常苛刻。所以我就決定自己註冊一個出版社,名叫真相出版社,自費出版這本書。好在美國是一個出版自由的國家,花了幾十美金就註冊了。所以第一本書的出版是很艱難的。書出來後,香港一個出版雜誌的朋友代理發行。結果書賣得不錯,出乎我們的意料,非常令人滿意。

曹:這本書的內容是什麼?

吳:這本書是天安門清場的一個全記錄,記錄的時間是從1989年6月3日中午前後到6月4日上午10點多,差不多20多個小時的樣子。內容也包括後來我收集到的、發生在西長安街上的屠殺,那裏是屠殺最慘烈的一個地段。在我這本書出版前,也有作者陸續發表過文章或書籍,但是他們的記錄都是回憶錄性質的,都不完整。按傳統的體裁分類,我這本書是一個編年史,按照時間發生的先後,對每個事件以及發生的時間做了一個完整記錄。

我想這本書引起人們注意的另一個原因是其中提到了一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情況:參加清場的有哪些部隊,他們的進軍路線,分別執行了什麼任務。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揭示戒嚴部隊的內幕和真相。

第二本書的書名叫《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2009年5月出版,是對戒嚴部隊的一個完整論述。同樣是真相出版社出版,在香港發行。這是我寫作系列中的一個計劃。這本書是中國文獻的另一個體裁,即紀傳體,以人物與事件為主軸。所以這本書以每個部隊為一個章節來展開,一共19章,加上第一章,共20章。第一章我記得共有14節,回答了開槍命令怎麼下達的、開槍命令怎麼下達的、軍警的死亡人數等問題,是總論性質的。這本書的出版在學術界和研究者當中引起了很大反響,因為它是開創性的,海內外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第二,它的確揭開了戒嚴部隊的具體情況。舉例來說,戒煙部隊的人數到底有多少?人們都是在猜,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還有,哪些部隊參與了?也沒有一個答案。包括我這樣的親歷者,而且事後我在北京又做了幾個月的調查,詢問了很多地點的親歷者,都不知道有哪些部隊參加了鎮壓。大家都在說的,只有38集團軍, 27 集團軍,第15空降軍,其它的都不知道。這本書第一次給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比如說參加戒嚴的總人數,我說在20萬左右。至於參加戒嚴的部隊,書中就提供更明確的答案。這些答案是有根據的,明確的,不是推測的。我認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這本書引起學術界和研究者重視的原因。所以現在網絡上,包括維基百科,關於戒嚴部隊,他們引用的都是這本書的資料。《亞洲周刊》2009年六四20周年的時候有篇文章,也專門指出,關於天安門屠殺,關於戒嚴部隊的真相,我這本書是權威著作。

嚴家祺先生說得更明確了。他有篇文章,叫做《吳仁華對中國的貢獻》,他說到這兩本書,說它們是關於天安門屠殺里程碑式的著作,他說從此以後所有的研究者首先要跨越這兩本書。他這樣說讓我感到汗顏,不敢接受。

但是從讀者和市場的角度來說,它不如第一本書。第一本書可讀性很高,有很多動人的故事,悲情的,慘烈的,我儘量做了完整講述。這個從書的發行量就可以看出來。

第三本書全名叫《六四事件全程實錄》,是2014年5月出版的。和前面兩本書同樣的方式出版發行,也是自費。這本書從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開始,因為胡的逝世是八九民運的導火索,結束於6月30日。六四屠殺後實際上零星的屠殺還在持續,六四那天以後,北京還有很多工人和市民、還有外地一些城市還在抗議,付出了很大代價。六四以後中共當局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查和逮捕。這些事件也是六四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本書換個名字,可以叫做《1989年民主運動史》。但是以我一個人的力量,在中共封鎖資料的情況下,我不敢把它叫做史。

在我這本書之前,1999年六四10周年出版的,美國兩名著名的漢學家黎安友教授和林培瑞教授主編出版了《天安門文件》,中文翻譯成《中國六四真相》(以下簡稱為《真相》),這本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多人質疑,因為它說是中共內部文件。作為一個版本文獻學者,我認為這個質疑是有道理的,它不是內部文件。它的主要來源是官方新聞以及內部參考,比如新華社的大參考,人民日報也有,解放軍報也有,即沒有登報但提供給高級官員看的東西。

曹:您是否可以客觀地比較一下這兩本書呢?而且林培瑞和黎安友教授也是你熟悉的人。

吳:它和我第三本書一樣,也是逐日記錄,也是編年體的。作為一個文獻學者,我實事求是。我沒有公開寫文章談過我的看法,但我和林培瑞教授私下談過。那本書在一些很關鍵的地方缺乏資料,沒有記錄。天安門事件我通常把它分為兩大部分,八九學運和六四屠殺。這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我的書出得晚,接觸到了更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資料更廣泛。

學運部分,比如北高聯組建會議的召集人,當時的官方媒體和渠道也不知道是誰。《真相》最欠缺的部分是屠殺部分,因為屠殺現場並沒有多少官方記者,有的也差不多被嚇跑了。官方記者他們也拿不到戒嚴部隊的資料,那是機密,也不能採訪。所以和我的書相比,那本書關於屠殺部分非常欠缺。在我看來,那本書關於屠殺部分是根據傳言編寫的,不像學運部分是拿到了官方的內部參考。後者是可信的,甚至比民間的回憶錄更可靠,至少它在時間和地點上是非常準備的,儘管內容是根據領導的需要做過調整的。所以我在寫作中對官方資料,就是非常重視它的時間點和地點。屠殺在長安街上的怎麼發生的、它的過程,《真相》一書都沒有。

人們後來對它的質疑,不是質疑它使用官方資料,而是質疑屠殺部分的謬誤。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個傳說,《真相》也是根據傳言,把38軍軍長徐勤先說成是解放軍大將徐海東的兒子。如果是中共內部記錄,這一點絕對不會錯的。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我跟林培瑞教授私下交流時舉了很多。所以這本書關於學運的部分比較可靠,不可靠的是關於屠殺的部分、有關戒嚴部隊的內容,因為這部分它沒有資料來源。

曹:林培瑞教師有讀過您這本書嗎?

吳:有啊,他還寫了一篇英文推薦。總的來說,我因為不會說英文,一直用中文寫作,與英文媒體和學術界的交流幾乎沒有。偶爾有人介紹來,問幾個問題,僅此而已。

曹:我聽說您在寫第四本書。您看看方便透露到什麼地步,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

吳:我的寫作系列本來就是這三本書,對受害者和施害者以及整個過程做一個記錄。我和朋友也說過,這十年的寫作過程對我個人來說在精神上和身體上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自費出版過程又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是這三本書出版以來在中文世界反響很大,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讀者時不時會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多半都跟屠殺有關:如,天安門廣場到底有沒有死人?這麼多年來很多中外記者反覆問的一個問題是:六四屠殺到底死了多少人?這麼大的一個事件,死亡人數到底是多少?如果沒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答案,那麼記錄是不完整的。作為一個研究者,對於這後一個問題我無法回答,我不能像一些人那樣隨口回答,兩千,三千。這個問題促使我再寫第四本書。書名我暫時不能透露,因為曾經發生了這本書的內容被盜用的情況。所以這本書就是關於屠殺的,不只局限於天安門廣場,也不局限於長安街。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死了多少人這個關鍵的問題。

曹: 您在戒嚴部隊這本書里說有18-25萬軍人參加了戒嚴,您是怎麼估算出來的?請您先回答都有哪些部隊參加?

吳:這些數據是根據中國官方的一些資料,特別是天安門屠殺以後,中國官方進行了大規模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宣傳,給很多軍隊單位和個人授予了獎勵,特別是37個共和國衛士。我對這些資料中提到的部隊代號做了一一破解。中國軍隊的番號是保密的,不能直接寫這是哪個軍哪個團,要使用代號,團以上就有代號,5個阿拉伯數字。所以第一步是把這些資料中提到的部隊代號與他們的番號對上,進行統計,然後算出有多少部隊參加了北京的戒嚴行動。

算出來的結果讓我自己都感到吃驚:總數是14個陸軍集團軍。其中北京軍區有六個集團軍:第24、27、28、38、63、65集團軍。濟南軍區有四個集團軍:第20、26、54、67集團軍。瀋陽軍區有3個集團軍:第39、40、64。南京軍區有第12集團軍。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共有24個集團軍。其它部隊還有: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一師和第三師,空降兵第15軍,武警北京總隊(一個軍級單位),共19支部隊。這些集團軍當然不是全數進京。拿38集團軍為例,它當時的全額編制大概是7萬人。我根據這些部隊的進京人數統計,算出大約20萬左右。我通常說18至25萬之間,但是20萬比較準確。

曹:請您解釋一下部隊的番號、代號是什麼?

吳:拿38集團軍為例。38就是它的番號,所謂的代號是5位數字。報道中不會直接說第38軍步兵112師,而是說某集團軍某師或者某團。有時更模糊,比如說提到38軍軍長,它說某部隊部隊長。部隊長可以是軍長,也可以是師長、團長。這些書在提到部隊時只用代號,比如51112部隊,你不知道它是一個步兵團還是步兵師。

曹:怎麼破解呢?

吳:最簡單的,比如51112部隊,你打進Google搜尋。如果所有的軍人、包括退伍軍人,嚴格遵守規定的話,你搜尋出來的還是51112部隊。但通過一些退伍軍人的戰友網站,你可以找到信息,因為有些退伍軍人的保密意識不那麼強烈了,他也許會說,我當年在38軍步兵112師。比如38集團軍,有三個步兵師,一個坦克師,一個炮兵旅,還有一個高射炮兵旅,一個步兵師內又有數個團級單位,要把14個集團軍的許多代號與部隊番號一一對上。我曾經當過兵,所以有一些基本概念。這樣通過互聯網搜尋,追蹤退伍軍人的聊天,將每一個落實的代號記錄在案。但是直到這本書2009年出版時,還有一小部分部隊代號沒有破解。

除了代號,還有部隊駐地需要破解。因為大多數戒嚴部隊是外地的,如果不破解它們的駐地,你無法弄清楚他們從哪裏出發以及他們的進京路線。我在《戒嚴部隊》一書中寫了各支部隊接到執行戒嚴命令後的進京路線和進京方式,後者包括空運、火車專列、以及摩托化開進。駐地信息也需要通過深入退伍軍人網站,長期跟蹤聊天記錄而獲得。這很費時間,有時也許一整天下來一無所獲。有時候則正好追蹤到我需要的東西。追蹤到信息的時候就非常興奮。有時候不僅獲得了這個團的駐地信息,而且還知道了這個團的團長的名字。有時候甚至還得到一張名單。這也是為什麼書中有些地方名單很全,因為有人沒有保密意識,把自己同批入伍的戰友名單全部貼出來了。有時候貼出來一個營的,從營長到各個連、排,全有了。有時候則很失望,比如說追蹤一個軍官,追了很久,想知道他89年在哪裏,結果追到最後,發現他88年就轉業了。

跟蹤軍人資料有三種途徑:戰友網站,就是退伍和轉業軍人的社交網站,和同鄉會、同學會建立的網站類似。有時候以軍為單位,也有以師一級的,步兵112師,取決於建網站的人。有很多,有段時間我每天到各個戰友網站去看,對有價值的人,每天盯着他的聊天記錄,極為耗時。

還有就是政府公告,各級官員任免要發佈公告,附帶簡歷。再就是Google搜索:今天搜38軍步兵112師334團,明天搜112師335團,打進去,你就一頁一頁看,資料太多了。

曹:怎樣才能進入這種戰友網站?

吳:這種網站是公開的。裏面分欄目,「尋找戰友」欄目是公開的,尋人者發一個公告,說我是1987年加入38軍步兵112師的,我要尋找同期入伍的戰友。或者說,我是某某軍某某團的,我要尋找我當年的排長某某某。尋人欄目是公開的。但私聊室是不公開的,要經過驗證才能加入。要自報家門,哪年入伍,哪個部隊、哪個連、哪個排,叫什麼名字,然後提供兩個戰友的名字。驗證屬實,你就被接納進聊天室了。群里的人數不等。中國最流行的就是QQ群聊天室,有很多這種戰友聊天室,太多了。我因為做研究,掌握了各支部隊的一些基本名單,所以我使用一個名字並提供兩個戰友名字,是非常容易的。這些退伍軍人在公開欄目里不會提到平暴這些話題,偶然有人提到,也會被別人阻止。但聊天室談話就比較開放,會收集到不少有用的信息。

曹:您這麼多年呆在海外,中國國內官方出版的資料,您通過什麼方式獲得呢?國內有人協助吧?

吳:多年來,很多記者、讀者、研究者問這個問題。華文媒體問得更是直截了當:有沒有內部高層給你提供機密材料,這樣你才能寫作這些書。我說,沒有。我收集的資料主要來自六四以後中國官方出版的宣傳六四平暴勝利成果宣傳品。很多人對這樣的資料不屑一顧,但對我來說非常有價值。這些是公開出版物,購買、攜帶出國都沒有任何問題。我沒有解放軍內部報告。

事實上,每個部隊事後都會有平暴總結報告。比如說,在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的戰友網站上,有人就提到這麼一份東西,叫做《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這樣的報告會記錄執行任務的整個過程以及很多官兵的名字。每支部隊都有這樣的報告,這是最詳細的、最難得的,但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些資料。在網上唯一找到的,就是38軍軍史中有一章,第七章,是關於平暴的。但是寫入軍史的內容已經做了大量刪節、修改。

我獲得的唯一一份能夠算得上內部資料的,是PLA總政治部編的,叫《中國人民解放軍英雄模範個人事跡匯編》,內容包括建國以來,所以也有六四鎮壓部分。即使這樣一份並非前面所說的原始報告那樣的資料,也幫了我很大忙,因為前面說的那37位共和國衛士名單,其中幾位始終不知道他具體的單位,但是這份資料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份資料是有個人匿名提供給我的。

曹:哦,他是誰?

吳: 我因為從事六四研究,在網絡上也小有名氣,對我的介紹中也常常包含我的電子郵件地址。2009年初前後,有一天我在電郵中收到了這個文件。他的保密意識很強,他把其它部分所有的名字和部隊番號都蓋掉了,只留出了六四這部分給我看。連抗美援朝戰爭,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些特等戰鬥英雄,已經沒有任何保密意義,但他都把名字劃掉了。我據此判斷他是一個軍人,而且我認為他至少是團級以上的軍官,因為他給我寄這個東西的時候,六四已經過去了20年,他仍然在部隊,那他應該至少是團級軍官了。

曹:收集資料過程中還有哪些比較戲劇性的事件?

吳:最戲劇性的恐怕要算找到吳彥輝的經過了。在一個戰友網站,有一個從坦克第一師退伍的,當時在河北衡水老白乾酒廠當推銷員,希望戰友捧場。他名叫吳彥輝,有手機號碼,我就對他進行了搜索。他不時會來戰友網站聊天,我找到了他的一些聊天記錄。他說他89年也曾經進北京平暴,這樣他就成了我的一個重點追蹤對象。我經常來看他的聊天記錄,跟蹤了很長時間,最終有一天確定了他的身份: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第一團第一營第一連第一排編號106坦克的二炮手。

那一刻,我非常激動。激動得哭了。對我來說這是個太驚人的發現。因為在我所確認身份的3,000多個戒嚴部隊官兵中,他是有代表性一個。這輛編號為106好的坦克就是在六部口軋人的坦克,多少人都記得這輛坦克,包括受害者方政、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當年就曾經有人給丁子霖老師寫過一張條子,上面就寫着這輛坦克的編號。六部口慘案發生時我在現場,場面太慘烈了,銘刻在心。我記得當時和許多學生離開現場的時候,一路呼喊着:要記住這輛坦克!要記住這輛坦克!因此很多人都記得這輛106號坦克。找到了這輛坦克的二炮手,就意味着有可能找到這輛坦克的駕駛員和指揮官。儘管最主要的責任者是駕駛員和指揮官,但找到彈藥手就找到了一個線索。

2014年6月初,在推特上,我談到了尋找吳彥輝的過程,並且提供了手機號。好幾年過去了,他的手機號還是一樣。有一名推友就給他打電話了,從吳彥輝本人那裏證實了他的信息。這個推友繼而在推特上描述了他與吳彥輝的對話,引起很多推友的興奮。又有更多推友打電話,但是吳彥輝後來就不接了。

另外一個令我比較興奮的發現是找到38軍坦克第一師的師參謀長。這個師參謀長當年帶領這個坦克部隊的先頭部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包括製造了六部口慘案的那三輛坦克。這個師參謀長執行命令非常堅決,「政治正確」,他帶領的是38軍坦克第一師的裝甲步兵團和第一團。所有的軍方資料在宣傳他的「英雄事跡」時都只提到閆參謀長,說他多次下令,強行突破,在北京廣播學院門口還打死了一個試圖阻攔的學生。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意願,要搜尋到這個師參謀長。但是我做了無數搜尋和查找,始終沒有找到這個人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閆,

坦克第一師總共有五個團,其餘的坦克第二團、坦克第三團以及炮兵團是由坦克第一師的師長和政委帶領的,是後續部隊。這個師長和政委的表現完全不同。他們在進軍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也像其它戒嚴部隊那樣遇到了民眾的強烈阻攔,但是他們就不願意強行突破,傷及民眾,所以就停滯不前,一直到六月五號才抵達廣場。因此他們沒有參與天安門清場,沒有製造任何慘案。

台灣遠程出版社今年要出《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的台灣版,所以我做了一次修訂,改正一些小的錯誤,同時又對遺留的一些未解決的疑難問題再次做了搜尋。我查找時突然發現,38集團軍坦克第六師師長姓閆。當時我的直覺是:就是這個人!我馬上開始查,他叫閆紅計。經證實,果然就是他!為了查找這個人的名字和下落,我花了無數時間,在這次修訂的時候突然找到了答案,這讓我非常興奮。這是不久前剛發生的事。

曹:吳老師,您在書中大量引用了《戒嚴一日》這本書,您是否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吳:《戒嚴一日》這本書是1990年出版的,編者是PLA總政治部。在官方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出版物中,這是最有價值的一本,上下兩冊,作者有一百多位。所有作者都真實署名,並且帶軍隊的職務和軍銜。每一位作者記錄自己參加戒嚴的經歷。有的寫一件幫助老百姓做好事的故事,有的則寫6月3號晚上像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過程。作者當中最高軍銜有集團軍軍長、政委,最低的有普通士兵。作者中除了幾個北京公安人員外,絕大部隊都是戒嚴官兵。每篇文章的價值不同,但是整體而言,這本書對我研究戒嚴部隊提供了很多線索。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說,中國官方文獻有一個好處,它在內容上也許做了很多掩蓋和歪曲,但是它的時間和地點是非常準確的,比我們一些當事人事後的回憶還要準確。

這本書九十年出版後不到一個月,中國軍方也意識到這本書透露了太多東西,就收回去了,成了所謂的禁書。後來又出了一本《戒嚴一日》的精華版,做了大量刪節,只有一小冊。

曹:不用說,您使用的是全本。

吳:是的。1990年初我剛逃離中國、抵達香港的時候,《當代》雜誌的總編輯程翔先生知道我有研究和記錄六四的意願,他主動跟我說他有這樣一套書,可以送給我。他曾經擔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主任。

曹:您提到的另一本書《共和國衛士》是怎麼回事?

吳:這本書是官方的宣傳品,也是89年後半年至90年之間出版的。六四一周年以後這種宣傳就停止了,官方內部明令禁止,他們也知道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會引起更多指責。1990年6月4日,總政治部楊白冰他們想搞一個龐大的慶功活動,結果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不同意。楊白冰很生氣,說你憑什麼否決,李瑞環說,這不是我的意思,是上面的意思,那肯定就是鄧小平了。所以這以後官方關於平暴的慶祝和宣傳基本上就絕跡了。

《共和國衛士》的副標題是「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跡匯編」,就是這樣性質的一本書。類似的書大概有十多本,我托北京的朋友幫我搜集,有些攜帶了出來,有些則掃描給我。

曹:戒嚴部隊如您所估計,有20萬之多,您在《戒嚴部隊》這本書中記錄了您確認的3000多人。您為此花去了巨量的時間,而這三千也只是戒嚴部隊的千分之十五。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尋找、確認官兵名單?

吳:六四屠殺的親身經歷者非常多,但有我這種歷史文獻背景的人可能只有我一個,或者屈指可數的幾個。從歷史記錄這個角度來說,要對這種屠殺事件進行合格的記錄,有兩個內容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受害者,一個是施害者。中共建政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都死了大量的人,僅僅是五十年代的鎮反運動,官方的數字說槍斃了兩百四十萬人。那麼這兩百四十萬人有名單嗎?沒有。誰判他們死刑的?我們也不知道。離六四最近的一場運動,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都承認是一場「浩劫」並且模糊地說有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他們有名字記錄嗎?沒有。北大中文系79級的王友琴,現在在芝加哥大學,她過去一、二十年的工作就是尋找文革受難者,但是有名有姓的記錄仍然十分有限。對於六四,我感到如果我不去做這種有名有姓的記錄,那麼隨着時間的流逝,六四屠殺也會像文革、像鎮反、像其它政治運動那樣沒有恰當的記錄。所以我一直說,要把劊子手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名有姓。這是我去追尋戒嚴部隊官兵名單的動力和原因。

我在《戒嚴部隊》一書中主要做的是尋找施害者的工作。天安門母親多年來做的工作是尋找和記錄受害者。他們出了一個《六四死難者名單》,截止目前為止,她們查明證實的死難者是202人。這離真實的死難者人數還有很大距離,但是她們的工作已經做得非常艱難。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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