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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頭目宋彬彬病逝 生前籲反思文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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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9日訊】

文革暴力象徵、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在美國病逝,終年77歲。她參與打死就讀中學副校長後,獲毛澤東接見,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臂章。

晚年她懺悔,但副校長丈夫拒「虛偽道歉」,在2021年、87歲時抱着不甘離世。《明報》消息指,宋彬彬罹患癌症,2022年返回美國治病。

前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期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目宋彬彬,於9月16日凌晨在紐約家中病逝,終年77歲。其兄長宋克荒透過微信向親友發佈死訊。

《明報》引述網易《紅船雜誌》採訪宋彬彬妹妹所言,宋彬彬生前囑咐家人在她離世後不要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冀能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1966年,宋彬彬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袖章

紅衛兵經歷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得知她名叫「彬彬」後說:「要武嘛」,此後「宋要武」成為她廣為人知的另一個名字,也象徵着紅衛兵運動。

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題為《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文中寫道:「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指明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文章隨後被《人民日報》轉載。

毛澤東「要武」的指示被認為助長文革暴力之風。儘管宋彬彬在2004年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否認那篇文章是她所寫,表示從未改名為「宋要武」,稱媒體未經她同意就以她名義宣佈改名,但「宋要武」之名已成為那段歷史的符號。

毛澤東會見宋彬彬13天前,她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已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成為北京地區文革期間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隨着文革不斷升級,宋彬彬的父親、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宋任窮也被指為「走資派」,宋彬彬同樣遭到批鬥,曾被校內其他紅衛兵派系攻擊。宋彬彬出身高幹家庭,父親宋任窮是中共開國上將,文革後成為「中共八老」之一,她是典型的「紅二代」。

宋彬彬

晚年懊悔

文革結束後,宋彬彬於1980年移居美國,改名宋岩。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加入美國籍,曾在麻薩諸塞州環保局工作,消聲匿跡數十年,過着低調生活,甚少公開提及往事,退休後曾回中國居住。2003年,已回國定居的宋彬彬與其他當年紅衛兵同學開始調查卞仲耘之死。2008年,北師大附中90年校慶認定宋彬彬為「知名校友」,引發極大爭議。

直到2014年,73歲的宋彬彬與其他當年紅衛兵重返母校,在卞仲耘塑像前鞠躬懺悔道歉。宋彬彬在聲明中寫道,自己當年沒能保護好校領導,「這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請允許我對卞校長表達永久的悼念和歉意」,「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正視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並不接受,他直言:「在真相未大白之前,我絕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王晶垚認為,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的兇手仍逍遙法外,宋彬彬等紅衛兵難辭其咎。作為妻子被害的唯一見證人,文革後王晶垚多次向司法機關遞交控告,要求徹查兇手,但終告無果。2021年8月,這位87歲老人帶着巨大遺憾與不甘離世。

「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宋彬彬去世,中國大陸官方至今未有表態。但在社交媒體上,相關討論迅速成為熱點。《明報》引述網民直言:「宋彬彬雖死,但那瘋狂年代給國家、社會、無數家庭和個人造成的創傷仍未痊癒,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時政評論人士華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中共高層很多人是文革的受益者,對那段歷史沒有清算的意願。「但我們必須記住,正是紅衛兵運動把整個國家推向災難邊緣,宋彬彬離世,提醒人們文革對這個民族造成的傷害有多深。」

北京維權律師王全璋在推特表示,宋彬彬生前雖有反思和道歉,但作為紅衛兵運動參與者,她有責任交代更多文革真相,尤其是卞仲耘案的來龍去脈。「歷史已定論,紅衛兵運動是一場全國性暴力浩劫。作為其中一員,宋彬彬晚年的懺悔固然可貴,但對受害者家屬而言,他們更需要真相、正義和法律懲罰。可惜,她帶着這些秘密離開了。」

1966年的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廣場

紅衛兵思維猶存?

北京知名記者高瑜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宋彬彬作為紅衛兵代表人物,她的離世應該提醒國人要持續發掘沉澱的文革記憶。高瑜認為,文革在當今仍在延續,因為宋彬彬那一代的紅衛兵正掌控着權力。

她說:「宋彬彬還算幸運,她移居美國,但中國人就倒霉了。現在甚至比文革還嚴重,言論自由受控制、人受迫害,都是文革的延續。毛澤東摧毀教育,砸毀學校,所以現在當權的這批人,正是最沒文化、被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造、喝狼奶長大的。中國的現狀,就是文革的後果。」

1967年2月,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

學者籲反思文革

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宋彬彬生前未就個人罪行真正懺悔,也沒反思制度性罪惡。他說:「宋彬彬去世前幾年,就一直在包裝自己。說她的紅衛兵別名(『宋要武』)是別人任意加上的,她不知情;說她雖然是最紅的紅衛兵,但沒做過那些事,這是在搞歷史虛無主義;還推卸參與毆打老師致死的罪責,把責任全推給別人。她自己和別人都在為她洗白,徹底洗白,這本身就很可惡。」

楊海英認為,宋彬彬和其他施暴者雖然只是體制下的螻蟻,但他們形成了集體罪惡,很多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宋彬彬如出一轍——「拒絕反思」。他呼籲:「現在大家都認識到文革是一場暴力浩劫,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但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中國人不是喜歡反思歷史嗎?整天要這個國家、那個民族反思,但要真正反思歷史,最該反思的恰恰是中國人自己。」

法廣分析指出,文革近60年過去,如今中共政權連鄧小平給毛澤東定的「功過七三開」都不願承認,更遑論清算文革罪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曾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但如今習近平卻成了毛的傳人,變本加厲地集權專政。當局對文革諱莫如深,當年那些紅衛兵似乎更難正視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些人只是簡單地用「受蒙蔽、被利用」來開脫自己,從這個角度看,宋彬彬晚年的道歉雖不夠徹底,但並非全無意義。

正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在2007年2月所:「紅衛兵的暴行,比納粹戰犯艾希曼更難辯解,因為紅衛兵的行動是自發的,把卞仲耘打死並非源於任何人的命令。」

中央社引述中國官方估計,1966年8月和9月期間,北京有接近1800人遭受紅衛兵及其他激進者攻擊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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