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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新闻新闻专题:“铁链女”两周年 小花梅下落仍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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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4日讯】

距离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发生已经整整两年。这起事件曾震惊全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人小花梅的下落,后续情况却鲜为人知。她是否真的被社会遗忘了?

江苏徐州丰县东阳

“铁链女”事件曝光二周年。从2020年1月27日,那张令人不寒而栗的“铁链女”照片在网上曝光,震惊全中国民众之后,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多名涉案人员被捕入狱,各地也高调开展了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项行动。

然而,事件的主人公——云南籍的小花梅,即我们所熟知的“铁链女”,她今天的生活状况,到底状况如何,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事件曝光后,小花梅被从丰县一所民政直接基地强制隔离。之后,有消息表示她被政府官方送往精神病院重新评估,但具体病情和住院时间却无从得知。

可是,两年过去,除了政府当初的简单说明,再无任何有关小花梅的详细情况泄露。她当前的精神和生理状况,住院治疗的效果,是健康还是需要长期康复,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两年来,尽管政府高调打击人口拐卖,但小花梅当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官方均没有公开回应。此举再次引起网友质疑,政府是否还在隐瞒与掩盖小花梅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人们也无法获悉小花梅是否已被送返家乡。更没有亲友或爱心人士能现身说法,证实小花梅的生死安危。这再度引起网友质疑,是否有隐瞒与保密。

人口拐卖问题系统性,短期打击难生效。立法和惩处需长期严格执行才能解决问题。在伦理角度,婚内强奸定义和处罚亦待阐明。两年来,小花梅下落仍是疑问。社会是否真的已经遗忘这段鲜为人知的痛苦经历?

“铁链女”事件一审,董志民被判9年,其他涉案人员8至13年。但法院未认定其婚内强奸罪,且小花梅下落仍然成谜。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学者李柯分析,中国农村由于传统思想及一胎化政策,导致男多女少,增加了购买新娘的需求和市场。

“铁链女”两周年:小花梅下落仍成谜

这起事件曝光于2022年1月27日。一名被铁链拴着脖子、身处破屋的女性画面在网上曝光,激起全国强烈反响。1998年,小花梅被董志民等人非法拐卖到江苏,遭受虐待和非法拘禁,并被强行登记结婚。之后一共给董志民生下8个孩子。

经调查确认,该名女性叫做杨庆侠,原名“小花梅”,21岁离婚后回到家乡时就表现出言语和行为异常。此事震惨全国,人们都对相关地方政府长期视而不见感到不满。

董志民被判9年有期徒刑,其他相关人士被判8至13年。但网民质疑,董志民的量刑过轻,法院未认定其婚内强奸罪。此外,案发两年来,小花梅的下落再无消息传出,她是否得到妥善照料也令人怀疑。两年来,小花梅下落再无音信,其情况亦令人担忧。

据学者李柯分析,中国农村由于传统思想及一胎化政策,男女性别比失衡,女性外出打工人数增加,也因此造成购买新娘的市场。人口买卖因而被合法化。

自由亚洲电台指,事件曝光后,中国女权意识明显增强。城市中产妇女关注程度前所未有。但有学者指出,讨论更多停留在个人层面,暂时未见系统性改变。政府多次强调女性回归家庭,也引起争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人口拐卖问题是深层次的,短期行动难起杀效。立法和惩处均需要长期严格执行才能进一步了结此问题。而伦理层面,婚内强奸还需明确定义,应视为重罪处罚。

事件曝光后,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指出,事件虽引起讨论,但未见系统性改变。教授李柯则表示,事件引发城市中产女性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性别平等议题。

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的李麦子指出,当局越来越严格打压女权人士,当局打压女权人士的成本越来越高。去年4月,新华社报道小花梅入院治疗,但其真实状况及下落仍然成谜。人们担槆,是否还应追究更多相关责任?小花梅的下落又会是如何?

尽管官方报道在去年4月初提到“小花梅”入院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但至今外界未能获得更多消息。据官方报道,小花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能够穿衣、进食,并且能够与他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但存在认知障碍。小花梅的长子透露,母亲能够认出他,并叫出他的名字。

除了涉及拐卖人口的刑事犯罪,还需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铁链女”事件。在此案中,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法院为何没有认定董志民犯下婚内强奸罪。根据中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将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耶鲁大学的中国刑法专家唐哲(Jeremy L. Daum)表示,从法律上来看,“中国并没有将强奸罪行排除在婚姻之外。”然而,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往往倾向于考虑婚姻是同意性行为的表现。如果夫妻分居或提出离婚,法院就有充分的理由进一步审视意愿问题。

对此,教授李柯表示,目前中国在婚内强奸问题上的研究较少。再加上法院认为相关案情不成立,目前还很难找到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她指出,中国刑法的原则是受害者可以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再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根本不存在婚内强奸的概念,那么公安机关就没有介入的理由,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理由。”她认为,尽管受害人可以以人身伤害为由要求公安介入,但这只能算是家暴而非强奸。

“铁链女”事件引发了社会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深思。除了激起车浩及罗翔两位教授对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一罪刑责的争议外,婚内强奸的认定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法律和社会对于婚内强奸问题的重要性认知不足。

近年来,中国女权议题受到越来越多普通公众的关注,表现在网上讨论的热度升高和实地调查报道。例如“铁链女”事件曝光后,大量网民转发相关影片并前赴现场采访,展现出对性别平等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为推进中国女权事业带来了很大助力。

但同时也面临一定挑战。一些女权人士指出,尽管可以在网上开展更多讨论,但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实现实质性改变的难度还很大。中国官方近年来也强调妇女应该回归家庭负责生育和家务,这被认为会增加妇女的双重负担。

此外,政府在处理女权事件时的做法也引起争议。例如去年有网民前往探望“铁链女”,结果被警方拘留审讯。女权活动人士李麦子表示,这显示政府越来越滥用权力打击女权人士,削弱了公众追究事件的能力。

据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表示,虽然网上和实际调查获取了更多讨论女权话题的机会,但是否实际改变社会观念还难下定论。以彩礼问题为例,当局往往着眼于两性法律关系,忽略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偿劳动诉求。

吕频指出,尽管个人层面有更多女性选择不同生活,但制度上难有实质改变。同时,中央领导人讲话较为传统,重视婚姻生育而较少关注性别平等。外界亦注意到,决策高层依旧是男性声音居多。

李柯教授分析,新中国初期开明立场鼓励妇女参与社会,但近年强调回归家庭或是考虑人口问题导致的决策。这也反映出,官方口说的性别平等在实践上难以落实。

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的李麦子指出,尽管网上讨论日趋活跃,但寻求现场参与的公民却面临拘留风险,这反映政府对女权组织活动的打压趋势。她担心这导致公众监督能力下降,影响相关事件追究。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比2013年下降近九成,成绩备受肯定。然而,专家表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乐观。

李柯教授指出,公安部数据难以真实反映问题,仍需长期实证研究才能准确评价成效。她举例称,虽2001年修改《婚姻法》,但2006至2011年间逾七成农村妇女遭家庭暴力,法院均不支持受害人。

2015年通过《反家暴法》后,各地发放的人身保护令虽上升,但与家暴案件量相比仍相差悬殊,显示在实际执法水平仍待提升。女权人士吕频亦质疑政府行动仅“姿态宣传”,未真正照顾女性利益,执法阶段亦无开放女性参与监督。

国务院1989年已下令打击人口贩卖,2008年起三次出台反贩卖计划;内容包括立法修订保护被害人权益,要求部门一旦发现可疑事件立即报警。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家庭暴力和人口贩卖深层次成因仍需长期治理;政府宣传成果未免自我褒奖,实际绩效仍有待观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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