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专题:毛星火讼侮英烈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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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6日讯】

毛星火起诉莫言作品中侮辱英烈,更披露莫言参观毛泽东故居时,在毛床前言“我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他代表15亿中国人,要求莫言赔偿15亿元,舆论哗动,支持者及质疑操纵民粹者的声音并起。法院驳回其起诉后,公益诉讼亦不受理。

莫言专题:毛星火讼侮英烈遭驳回

毛星火近日将作家莫言告上法庭,指控其在作品及言论中侮辱英烈,要求莫言赔偿15亿元人民币。起诉莫言一事轰动网上,众多网友支持者认为,莫言应就不敬行为受到惩罚。

胡锡进批评此举利用民粹主义炒作,并非真心维护革命英烈,认为毛星火不管起诉成败都有赚,并称“此风不可涨”,此举有害社会、值得警惕。然而,胡锡进亦遭批评,毛星火更表示要起诉他。亦有评论指胡锡进近年已成为“公知”代言人,遭不少网民唾弃。

毛星火近日指控莫言在作品中侮辱革命英烈,列举28条罪状,准备提起诉讼。毛星火指称,包括:

  1. 《红高粱家族》美化日本侵略者,形容其“眉清目秀”。 小说描述八路军在高粱地内随意放枪,缺乏抗日精神,被视为侮辱革命英烈。
  2. 莫言在井冈山参观毛泽东住所时,说过“我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遭指同样亵渎伟大领袖。 毛星火坚持要代表15亿中国人民起诉莫言,要求赔偿15亿元人民币,每人1元。

莫言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备受中国政府推崇。惟先前政府对高行健、刘晓波等中国诺贝尔奖获奖者却态度冷淡,甚至未予承认。 莫言是首位获得政府认可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回顾中国诺贝尔奖历史,高行健、达赖喇嘛及刘晓波先后获奖,但中国政府并未予以承认。相比之下,莫言获奖后却大受欢迎,可见他在当局眼中地位特殊。

自称“说真话的毛星火”网友,崇敬毛泽东,常在微博发表毛肖像和追悼帖,显为毛粉。

2022年9月,毛星火开始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批评作家莫言,称其作品“美化侵略者,侮辱革命先烈”。2023年2月,他向北京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莫言在作品中有该等问题,要求赔偿15亿元。

此事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毛星火博取关注。《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评论此事,称其属“个人自我炒作”。毛星火随即又宣称要起诉胡锡进,称“为爱国人民讨回公道”。

《联合早报》认为,此事反映当前中国网络上“爱国”诉求强烈,有关方面对此形势颇感忧虑,担心影响经济发展需要的宽松环境。

莫言被指侮辱英烈遭15亿索赔

一名自称“说真话的毛星火”的微博博主,近日指控著名作家莫言在作品中“侮辱革命先烈”,向北京法院提起诉讼,引发激烈舆论讨论。

2月28日,毛星火宣称要起诉《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称“起诉莫言是为英雄先烈而战,起诉胡锡进是为爱国人民而战,英雄先烈和爱国人民不容玷污。”

毛星火早于2022年9月在公众号发文,批评作家莫言作品有“侮辱英雄先烈”问题。文章获数万次浏览量,开启他长期批评莫言的路。

2023年2月,毛星火向北京法院提起诉讼,列举26项莫言“罪证”,要求下架莫言作品,并索赔15亿元。毛星火曾举行民意投票,获九千人支持起诉。

面对批评,毛星火称自己犹如杜甫,愿“燃烧自我,照耀世间”。事件引发关注,有评论者指其为博取关注。

作家莫言对毛星火的诉讼未有回应。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指,此乃个别人利用“打莫言”博取关注的“闹剧”。

胡锡进指出,起诉者欲蹭网上民粹情绪,因向莫言扣上“侮辱先烈”帽子而“保证赚钱”,社会影响值得警惕。

对此,毛星火随即宣称要起诉胡锡进,“为爱国人民讨公道”。胡锡进讽刺其“惹不起”,并撰文批评网上“随意扣帽子”等现象,损害改革开放信心。

网民对此事态度不一,支持毛星火和胡锡进各有立场。《联合早报》引述有评论认为,胡锡进正视问题,较毛星火更为理性。

可谓一场“法律闹剧”?

中央媒体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仅地方官媒《河南日报》旗下顶端新闻发布评论,称此事属“文学争议引发的法律闹剧”。

作家莫言未有回应,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则批评此乃某人藉“打莫言”博取关注。

胡锡进指出,起诉者欲蹭网民“爱国”情绪,因而“理亏不担心”。他忧虑此类“随意扣帽子”的激进声音,与经济稳定发展背道而驰。

《联合早报》认为,事件凸显,中国部分公众对“爱国”情绪过于敏感,甚至成为阻碍改革开放的力量。官方媒体曾批评此种“爱国生意”,但最终仍难阻此类事件持续发生。

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在此之前,中国已有文学奖高行健、和平奖达赖喇嘛及刘晓波分别获诺贝尔,但中国政府似未予认可。相比之前,莫言获奖时,中国政府却相当重视和高兴,视为中国人民的荣耀。不过,最近莫言似乎遇到一些麻烦。

毛星火指控,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美化侵略者,说日本鬼子“眉清目秀”,并且贬低八路军抗日的形象,说他们只是躲在高粱地里随意向天上开枪,并没有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此外,毛星火还找到一段二十多年前,莫言等作家参观井冈山毛泽东故居时,其中一位作家(即莫言)在毛泽东的床前说“我恨不得在床上撒泼尿”的影片。毛星火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侮辱,罪不可赦。

毛星火因此要起诉莫言,要求莫言赔偿每个中国人1元共15亿元人民币。网上也有不少人支持毛星火的做法。对此,胡锡进表示,毛星火这种人是在利用民粹主义进行炒作,不管起诉成不成,他都能赚到。他说“此风不可涨”,批评这种做法。

起诉莫言的毛星火是谁?

毛星火是一名热衷于捍卫毛泽东及其革命事业的“毛粉”,他自认为是在为中国文化和人民利益而战,通过各种方式打击那些他认为有“反动”倾向的人物,其行为及言论颇具极端性。法院对其起诉案的驳回,也反映出其缺乏法律依据。

网名“说真话的毛星火”的男子吴万争指控,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及其他言论美化侵略者、丑化革命先烈,违反《英烈保护法》,代表15亿中国人将莫言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5亿元人民币。

此网友自称“说真话的毛星火”,其网名反映其政治立场。他崇敬毛泽东,常在微博发表毛泽东肖像及追悼帖,显示为毛粉。“星火”一词则引用毛泽东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独立记者王志安认为,暗示他虽现时支持者有限,但期望如同泽东打游击一般,能引发更多人支持。

毛星火(又名吴万争)为湖南凤凰人,现居河北,早年热爱文学,因而对莫言作品有所研究。自2022年起,他不断控告莫言作品美化侵略者及侮辱革命先烈。他无正当职业,每日上网十多小时发帖,还举办打击文化汉奸的征文比赛,惟法院以无法送达为由驳回起诉。

他认为莫言作品美化侵略者、丑化革命先烈,遂从2022年开始举报网上批评莫言的言论,试图要求浙江文艺出版社下架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一书。

吴万争自2022年开始,就不断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一书向当局举报。他认为该书第三章〈狗道〉有多处美化侵略者、贬低革命先烈的内容。尽管出版社及相关部门都未作任何回应,他仍不断向市长热线等部门投诉,但均无结果。

毛星火认为,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中存在14处美化侵略者、贬损革命先烈的内容,他曾多次向出版社和地方政府反映此事,但未获回应。之后,他自行购买该书,仔细研读并摘录相关内容。

此外,毛星火还指出,莫言在战争纪念馆题词时曾表示,死去的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只是农家子弟,这是对革命事业的漠视。同时,莫言曾言论称要在毛泽东的床上撒尿,这在毛星火看来是对伟大领袖的极大不敬。

他自称用5年时间举报莫言,因发现莫言的其他作品和言论也都暴露出反动本质,如在战争纪念馆题词称死者只是为改朝换代。他更愤怒地指出莫言曾说要在毛主席的床上小便,认为这是对伟人的亵渎。

他自称用5年时间研究莫言作品及言论,发现莫言全面反动,如在战争纪念馆有不敬革命先烈的题词,又曾说要在毛主席床上小便等。对此,他极度愤怒,认为这是对伟人的亵渎,并表示若举报无效,他可能会采取暴力手段来惩罚莫言。

可见此人极端崇拜毛泽东,对批评毛泽东和中共的任何言论都无法容忍,不惜以举报、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于是,毛星火从2022年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在网上大肆举报和抨击莫言,还曾成立“打击文化汉奸”的网络活动,主动让出优胜奖项,自称要拯救中国文化、捍卫祖国和人民。

毛星火网上打击其认为“文化汉奸”的人,包括因朝鲜战争“冰雕连”言论而入狱7个月的罗昌平。罗昌平出狱后注册新浪微博,被毛星火举报终身终身不得重新上网,最终迫使其销号。

毛星火曾举办“打击文化汉奸”诗歌创作比赛,并亲自参加,结果将冠军让予另一参赛者作品。评选时,所提交入围作品水平平庸,其作品与另一参赛者作品水平相若,遂主动将冠军让予傅红芳,并赠100元人民币作为奖金。

首先,毛星火在网上举报诽谤毛主席的人。其中包括一名山东人,结果对方被警方拘捕。他对此感到很振奋,还亲自到警署送旗帜表彰。

毛星火于年初将作家莫言告上法院,指其部分作品有损革命英烈尊严,美化侵略者。他声称代表15亿中国人民提起诉讼,并索偿每人1元,总额达15亿元。但法院以毛星火无法送达起诉书为由驳回此案。

有人质疑他无权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有评论认为,此类人物喜以他人名义发声。

其后毛星火表示法院以他“不知道莫言的居住地址而无法判断归哪所法院管辖”为由拒绝受理,法院亦表示将于两星期内回复。

法院最终驳回毛星火对莫言的起诉,理由是毛星火未能提供莫言的居住地址,无法送达。

不过,法院最终没有受理这宗诉讼,理由是原告不知道莫言的居住地址,无法送达。有律师建议他改以公益诉讼的方式起诉,但这的确门槛较高。外界预计这宗诉讼最终可能不了了之。

毛星火于上月向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莫言,指其在多部作品中抹黑革命先烈。尽管相关部门今日(26日)裁定不受理,但毛星火仍坚持上诉。

毛星火表示,过去28天内遭受手机骚扰及网络谩骂攻击,但为捍卫英雄先烈,他不得不坚定面对。虽然检察机关裁定此案不属其受理范围,但他强烈不满。

毛星火指,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歪曲历史事实,将侵华日军及国民党的罪行归咎于八路军;《丰乳肥臀》更抹黑解放军及志愿军英雄。他质疑莫言动机,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即为诽谤英烈。

毛星火重申,将再次起诉莫言及其出版社,坚持依法捍卫革命先烈声誉。他呼吁社会各界客观看待事实,共同维护国家文化尊严。他表示,此案只是开始,必定坚持到底。

然而,按民事诉讼法,原告无需知道被告住址,法院可以公告方式送达。独立记者王志安评论指,法院应以毛星火缺乏利害关系为由驳回申诉,毕竟毛星火与被告毛泽东及革命英烈无直接关系。法院却寻找牵强理由,令人深思。

王志安深入分析毛星火,指其明显有心理障碍及偏执性格,行为不符常轨,实需接受治疗,非值深究。他续指,在其新闻工作中,经常接触此类情绪失常者所引起的事件。然而,他诧异此心理失常之人竟能登上历史舞台,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乃在2018年制定的英烈保护法。

王志安续称,此法将政治观点法律化,模糊合法界限,令情绪失常者得借此发难,如对莫言的攻击。王指此法实为当局打击异己的工具,既非客观,亦难明确告知公众何为合法,实属可怕法律。

王志安称,我们中国人几乎人人触犯法例。如邓小平讽毛泽东“七三开”,已对伟大领袖大不敬,理应遭逮捕。鲁迅及李白等文人作品亦有贬抑人民之嫌,亦当触犯英烈保护法。

王志安称,法律应公平对待,但中共只会执法于异己,对自己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毛星火属神经病,但亦揭示此法荒诞,具公共价值。可惜莫言事件未开庭,当局唯以隐匿案情之方式解决。

王志安分析,吴万争的行为反映《英烈保护法》的荒诞之处。该法将政治观点法律化,缺乏明确定义,若严格执行,许多文人如鲁迅、李白等的作品皆可能触法。该法律或被用于打击异己,却未能平等适用于如莫言等“样板”人物,凸显法律工具化的弊端。

王志安认为,此事虽未进入法律程序,却揭示该法律的荒谬性。中国亟需建立真正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吴万争的行为虽荒诞不经,却无意间起到这样的作用。

莫言侮辱英烈吗? 成长背景 莫言的经历和思想

莫言早年生于中国山东高密县一个贫困农村,饱受饥饿与穷困之苦。他15岁前夏天只穿一条短裤,从未穿过衣服。莫言自小立志要逃离农村,认为自己就算是把“金刚石锻造的宝刀”,在农村环境下也会生锈。

莫言出生在中国山东高密县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小时候经历艰难的人民公社运动,必须到公社里去劳动挣工分。他回忆童年时期的生活非常艰苦,15岁以前都没有穿过衣服,夏天只有短裤。这种生活环境让年轻的莫言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农村。

我原来就是,我们在农村一直到18岁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是一条短裤,在15岁以前非常抱歉没有穿过衣服,15岁的农村男孩,那么现在15岁的男孩都可以当爸爸了,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饥饿,因为闭塞,15岁的男孩基本还是一种半痴半呆的状态,所以一到夏天15岁以下的男孩都是一丝不挂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暴露身体的癖好,而是我们没有衣服可以穿,所以这个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要千方百计的逃离农村,我当时就认为我即使是一把金刚石锻造的宝刀,那么在农村这个环境里面也会生锈。
——莫言

莫言回忆道,1949年后中国实行严格的阶级划分,引起残酷的阶级斗争,对当时年青人影响深远。城乡差异悬殊,城市居民有保障,而农民则需靠土地糊口,政府支援微乏。出身背景,基本决定个人前景,形成明显的阶级差异,给当时自己身为青少年带来沉重打击。

1949年之后有非常残酷的严格的阶级成分的划分,然后紧接着就有非常残酷的这种阶级斗争,那么这种阶级成分、阶级斗争,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说当一个孩子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的前途基本就被决定了,因为大家也可能不太理解,像大陆这种城市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我的心目中,那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一个人如果生活在城市,一个人如果他吃的是商品粮,他是城镇户口,那么他就是一生都会有保障,不会因为天灾人祸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我们这种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么一切实际上都靠地里的庄稼,如果地里的庄稼不丰收那我们就要饿肚子,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
——莫言

莫言到瑞典学院演讲厅,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以“讲故事的人”为题,深情回忆自己与已故母亲的往事:最早的记忆是,因饿得无力而打碎家中唯一的热水瓶,吓得躲进草垛一整天。傍晚,母亲只是轻声呼唤,并没有责罚。

莫言深情回忆母亲的教诲:母亲有时会责备他擅听说书人讲述的故事,忽略分内的农活。但每逢吉日,母亲却宽容他去听书,并鼓励他向她娓娓道来。为报答母亲,他会精心编讯,但母亲也曾担心他日后只能靠说书维生。

晚上,母亲为家人赶制棉衣,我却兴奋地向她讲述白天听来的故事。起初她不耐烦,认为说书人言语不诚;但我精彩的讲述渐渐吸引她。后来每逢吉日,她便纵容我去听书,我也借此向她炫耀记忆力,甚至编造情节。母亲有时担忧地问,我长大后会变成何等光景,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最后悔的是,曾经随母亲卖白菜时,不小心多收一位老者一毛钱。放学回家,看见鲜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仅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脸。”另一件回忆是,集市上来说书人,我偷偷去听书,忽略母亲分配的活计。

最痛苦的回忆是,跟随母亲去集体地间拾取麦穗,被看守员抓到并殴打,母亲跌倒在地。多年后,看到那位老人,母亲平静地说:“侬与此人并非同一人。”最深刻的事是,一个中秋佳节,家人吃上难得一见的饺子,但母亲却将自己的一碗饺子倒给一位乞讨老人。

我最深刻的回忆,是一个中秋午间。我们家难得包饺子,各人仅一小碗。正当享用之际,一名乞讨老者来到门前。

我只给他半碗红薯干,他却不满地说:“我是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胸何在?”我气急败坏地回答:“我们一年也难得吃上一次饺子,一人只有这么一点,都吃不饱;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斥责我,随即端起自己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的碗中。

莫言18岁时选择当兵作为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部队里,他能吃饱穿暖,还有机会读书,甚至升当军官。这期间,莫言开始尝试写作,创作一些故事,最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过了二十一岁,莫言选择从军。莫言回忆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对农村青年而言,无疑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部队可以温饱,有余暇时间学习,甚至有机会考入军校晋升军官。

莫言后来参军,在部队开始写作。1981年发表首篇小说,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获得关注。〈红高粱家族〉以他祖父母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山东农民自发反抗日军的事迹,被张艺謋改编成电影,让莫言一举成名。

当兵期间,莫言开始钟爱写作。起初作品不太成熟,如《春夜雨霏霏》(1981年发表)。后来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正规文学创作培养,成就日渐。1985年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引起轰动,1986年长篇《红高粱家族》更是写的他祖父母在抗战期间自发反抗日军的故事。

此书被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夺得大奖,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赛事上取得重大成就。此后,莫言转业成为专业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他的其他名作如〈丰乳肥臀〉、〈蛙〉、〈生死疲劳〉等,最终令他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莫言对老毛和革命英烈的态度

莫言在获奖后,曾在媒体上呼吁释放政治犯刘晓波,据报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莫言在山东老家举行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我对他(刘晓波)后来的很多活动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希望他(刘晓波)能够尽早地获得自由、尽早地能够健康地获得他的自由,然后,我觉得他(刘晓波)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会体制。”

独立记者王志安分析指,莫言认为“因为政治而入狱”的做法不符合现代原则,应该让刘晓波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用刑法惩罚他。这说明莫言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他不认同用政治手段压制思想自由的做法。

“我在中国工作,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就明确地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莫言又曾表示。

莫言获奖后接受采访时,曾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因政治原因入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此举令中国政府不满,后来因此他未再公开重复相关言论。

莫言之后说: “刘晓波获的是和平奖,我获的是文学奖,这在中国国内引发的这种效应自然是不一样的。当别人胁迫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做的,我该说话了我自然会说话,When I want to speak, I will speak,当别人逼着我表态的时候我是不会表态的。”

王志安指,莫言曾参观毛泽东故居时,说想在毛的床上撒尿,以示对毛年代农村惨况的不满,反映他对毛泽东的厌恶之情。

香港文学家许子东指出,早期中共文学作品常见特定人物对立模式,如穷人在乡村教师引导下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对抗在乡绅支持下与国民党勾结的富人。但莫言等人的作品打破这一模式,在其中加入土匪等角色,国民党最后才姗姗来迟,而共产党试图改造土匪却灭亡。

许子东指,过去共产党文学一般有六个基本原色:穷人富人、乡绅教师、国民党与共产党游击队等对立关系。

许子东指,而《红高粱》则加入第七元素:土匪。作品描述土匪最终击退日军,但随后国民党正规军却赶到,试图取代共产党。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共产党任副官,虽肩负改造土匪成军队的责任,但最终却身亡。

许子东指出,《红高粱》中设有共产党人物任副官,代表共产党责任改造土匪。任副官曾要求枪决司令叔叔因其强奸民女,但司令令其自杀,象征改造土匪。然而,任副官却于擦枪时意外亡,颠覆共产党的历史决定论。

许子东指,这颠覆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定论文学创作模式。王志安指,这些作品都颇能颠覆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模式,而非简单粗暴地批评英烈。这体现莫言及其同时代作家,对于历史的另一种思考和创造。

王志安指,然而,那个时代思想较为开放,故而莫言、陈忠实等作品被视为杰出的文学佳作,广受推崇。莫言曾言,小说家虽有自身立场,但写作时须以人的角度出发,视众人平等。

莫言自己曾表示,作家要立足现实却又超越现实,关心政治却又超越政治,把所有人都当作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作品以人性化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挑战英雄史观和宏大叙事,在80、90年代受到欢迎。

王志安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年代,因为当时邓小平等共产党管理者,以颠覆毛泽东时代的叙事逻辑重新掌权,与民间社会达成某种妥协,政府因此并未认为这种新叙事逻辑有问题,反而给予褒奖。

王志安指,然而,若想以人性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即有冒犯革命英烈之嫌。故而莫言被指侮辱英烈、毛泽东,并非其个人过错,而是时代变迁使然。当2020年代此等自由不复存在时,当年的荣誉作品反而成为罪。

但时至今日,这种创作在“侮辱英烈”的大帽子下,反而成他的政治原罪。毛泽东时代农村苦难的受害者莫言,因其文学作品里对历史和革命的重新诠释,竟也被指侮辱革命领袖。这充分反映时代的荒谬,值得深思。莫言文学创作背后,正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叙事语态。

胡锡进认为,此事是“一场个别人用‘打莫言’自我炒作的闹剧”,认为吴是“瞄上互联网上的民粹资源,因为给莫言扣‘侮辱先烈’的帽子‘稳赚不赔’”,并指他是在“扣帽子、断章取义”,“虽然一时伤不了莫言,但这件事再次打开了网上恶意构陷的边界和想像空间”。

我们才是真正的说真话,像莫言他们是是抹黑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批判,肯定要坚持,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拯救中国文化,守护祖国和人民,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毛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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