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遁形的噩夢：中國「特訓學校」暴行揭露
【2024年9月1日訊】
「健康發展、快樂成長、拯救家庭」是濟南某特訓學校的宣傳口號。然而，這類「特訓學校」卻屢屢爆出學生因不堪虐待而自殺的悲劇。這些學校，又稱「扭轉學校」，打著「軍事化管理」的旗號，實行全封閉式管理，透過暴力手段迫使學生「蛻變」，成為家長眼中的「人才」。
自2017年起，特訓學校頻繁被揭發使用私刑，校內環境惡劣，管理手段殘酷。央視曾報導「豫章書院」，揭露其惡劣的內部環境，學生屢遭虐待，教官甚至施以私刑，最終導致部分學生自殺。「豫章書院」在曝光後被迫停辦，然而，類似的特訓學校依然存在。
這些學校通常受當地勢力的「保護傘」庇護，即使學生僥倖逃脫並舉報，學校仍能繼續運作。本專題採訪了湖南湘陰縣一所特訓學校的受害者亞明，揭露「特訓學校」的黑暗真相。
亞明表示，他於今年7月13日被家人以祭祖為名哄騙回家，當日上午8時，被「湖南湘陰縣聖博青少年成長訓練營」（簡稱「聖博學校」）的三名「教官」毆打後強行帶走，最終被送至該校，開始了他在這所「扭轉學校」的痛苦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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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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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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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採訪實錄
[編輯]記者：亞明君貴安。您可以詳細講一下您身上發生的事情嗎？
亞明：2024年7月13日前，父母以我外婆祭日為由將我騙回家，7月13日上午八點左右，我被三個學校的教官冒充警察綁架上車，在車上我要求聯繫家人朋友時就被教官毆打了。
7月13日下午四點左右到達，到達後我多次聲明我是一個成年人，有決定自己人身自由的權利，要求回家。之後就被6-7個教官圍毆，對我拳打腳踢，我被打的蜷縮在地上吐血，右耳朵也是這個時候被打聾的。
當天深夜，我在寢室里被教官強姦。之後又分別在7月底和8月6號被強姦過兩次。在聖博學校裡面的一個月大大小小的毆打不間斷，還有各種侮辱猥褻和強迫勞動。
7月20號左右當時我寫求救信被發現，被拖到小黑屋綁在椅子上打，8月2號，由於我朋友在外面報警給警方和我父母施壓，要求聽我本人說我的情況，學校負責人和教官就毆打我，逼迫我寫了一篇《自願書》。
之後在8月13號，我把親筆信交給一名從裡面出去的同學，他帶給了我的朋友們，朋友報警並將書信在網上發布，湘陰縣刑警大隊迫於輿論壓力，於8月16號凌晨三點把我帶到刑偵大隊，詢問了24小時。
在此期間，警察做了關於我被學校教官虐待與性侵的筆錄，還帶我在湘陰縣人民醫院和湘陰縣中醫醫院做了檢查（雖然檢查很敷衍），檢查報告證明我耳朵有充血和穿孔，直腸有四處撕裂傷，但是湘陰縣警方卻並未對此進行司法鑑定，還在事後把報告和筆錄全部沒收。
亞明：當晚八點多，我媽被傳喚到了湘陰縣刑偵大隊，之後就是警察、我媽和學校負責人三方在外面溝通，具體內容我在詢問室內也不清楚。
晚上十二點左右警察把我帶出了詢問室，學校負責人和我家長說，只要把我從警察局帶走，還能再把我送回學校，警察問我要不要回到學校里去，我多次強調不回去，我是成年人。最終我在8月17號凌晨三點多離開刑偵大隊，由學校教官開車送回家。8月17號中午十二點左右到家，我在當日下午兩點左右和來家裡找我的朋友一起逃走了。
後來我在武漢的同濟醫院和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做了全面檢查，檢查報告顯示我的右耳永久失聰，腹腔積液積氣，心臟積液，脊椎神經受損等多處損傷，之後我們繼續通過媒體發聲，也接受了很多記者的採訪，同時找律師收集資料，準備走法律程序。
亞明：然而我們的維權過程非常艱難，背後的保護傘一直包庇他們的行為，甚至湖南湘陰警方千里迢迢跑到內蒙古赤峰市搜查我朋友的家，騷擾他的家人。現在他們試圖找到他之前的精神病歷，我們擔心他會被扣上帽子關到精神病院。
我們之前走法律程序之後，湘陰縣教育局發布了關於吊銷他們辦學許可證的公告，但是實際上他們學校把學生轉移走，繼續辦學。除了我當時那個校區之外，還有其他校區仍在秘密辦學，他們的情況我也不太清楚，聽說體罰與虐待情況相較於這邊更加嚴重。
亞明：我們早前有找過媒體採訪，南風窗記者為此事撰寫了報導，B站也有一位名叫「溫柔」的up主製作視頻為我們發聲。
然而目前我們的發聲視頻和媒體採訪、報導的新聞被大量刪除和嚴重限流，幫助我的這些朋友們也一直受學校那邊的威脅和騷擾。湘陰縣警方甚至到我朋友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的住址強行搜查，騷擾他80多歲有心臟病的奶奶，目前情況未知。
我們會繼續採取法律手段進行維權，直到我們勝利的那一天。
結語
[編輯]「特訓學校」能夠長期辦學和生存，背後有保護傘的默許和縱容，亦反映部分家長仍採取傳統教育方式的不足。此外，學校多受利益驅使，對所謂「問題學生」來者不拒，且屢有「特訓學校」教官假扮工作人員到學生住所，以暴力手段綁架學生，反映監管力度不足。
根據本文及其他類似事件分析，當局往往只在輿論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出手管控，甚至有蓄意控制輿論之嫌，對涉事學生的影片、媒體報導等進行限制訪問、停止推送，甚至以官方身份向媒體施壓，要求刪除或隱藏文章等。這些手段使「特訓學校」得以繼續存在。截至本文完成時，內文提及的聖博學校仍在地下辦學，學生仍受虐待、毆打，甚至被教官猥褻及強姦。
在類似事件中，學生維權、舉報、起訴均困難重重，最終相關責任人未受到嚴懲，反而在輿論風波過後「另起爐灶」，將學生和教官轉移至其他校區繼續辦學。這凸顯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至今仍有影響，為社會規範之一。在此觀念下，孩子被視為父母的財產，父母對子女擁有處置權。中國特訓學校既建基於等級觀念，亦建基於家長與子女的「矛盾」之上，此乃問題癥結所在。
